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,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.3%,较市场预期的4.5%低0.2个百分点,同时创下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的增速新低。按年化率计算,季度环比增长为3.7%。从政策取向看,这一增速回落并非经济动能全面衰退的信号,而是政府在维持稳定与调整结构之间做出的主动权衡。
需求侧的结构性分化是理解当前经济放缓的关键。消费对二季度GDP增长的贡献为1.9个百分点,较一季度的2.3个百分点和2025年的2.6个百分点均有回落。投资方面,基于国民账户的隐含资本形成总额(GCF)贡献1.5个百分点,低于一季度的1.9个百分点。然而,行政口径的固定资产投资(FAI)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6%,降幅较2025年全年扩大近2个百分点,为除疫情期间外的最大跌幅。两种口径的背离主要源于FAI包含土地购置成本且不计库存变动,而GCF则采用实际金额并纳入库存变化。
投资下滑的成因呈现多层次特征。房地产调整的溢出效应首先冲击钢铁、水泥等上游行业,使其投资增长疲软甚至转负。其次,2025年中期启动的针对‘内卷式’竞争的产能治理行动,明显抑制了制造业投资扩张,尤其在钢铁、煤炭、光伏、电池等领域。再者,地方政府在借贷约束与土地收入缩水的双重压力下,资金优先用于偿债而非新增基建。此外,汽车、食品加工等行业去年高基数的影响,也放大了今年同比数据的回落幅度。
居民消费端的疲软与收入及储蓄行为紧密关联。今年实际家庭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0.5个百分点,直接削弱消费基础。更值得关注的是,家庭支出降幅超过收入降幅,推动上半年储蓄率升至35.4%,较2025年同期高出近1个百分点。这种预防性储蓄倾向在零售数据中体现为结构性分化:汽车以外商品零售及服务消费保持平稳,但受新能源车退税减半和置换补贴规则调整影响,汽车销量二季度同比大跌21%,成为拖累整体零售的核心因素。
外部部门仍为经济提供正向支撑,但贡献力度有所减弱。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从2025年的1.6个百分点降至0.9个百分点,原因在于进口增速(上半年同比增长23%)明显快于出口反弹(增长15%)。进口增量中近一半来自集成电路及计算机配件,反映科技产业的扩张动能;铜矿、原油等大宗商品涨价亦推高进口金额。出口方面,对美出口二季度同比增长19%,较去年同期下降18%显著改善,这与关税政策调整后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价格竞争力回升有关。
企业部门的盈利与预期则呈现积极迹象。沪深300指数二季度同比上涨25%,其中盈利增长贡献6个百分点,其余来自市场市盈率的上行,显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前景的信心增强。1至5月大型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9%,增速快于收入增长,表明利润率有所改善,这既与生产者价格回升相关,也受益于政府对价格竞争的治理为企业带来更大定价空间。
展望下半年,多项月度指标显示经济正逐步修复。4月至6月工业生产、服务业及贸易数据逐月改善,6月失业率回落至前两年同期水平,暗示二季度疲软部分源于伊朗相关能源冲击等暂时性因素。财政政策方面,前5个月政府支出增速仅为1%,低于收入4%的增幅,累计赤字低于2025年同期;但全年4%的预算赤字目标预计将在下半年兑现,为经济提供实质性支持。总体而言,当前放缓集中于房地产及受产能调控影响的行业,其余领域仍具韧性。这种结构性调整是政府为降低金融风险、优化产能布局而主动做出的政策选择,与全年4.5%至5%的宽幅增长目标相契合,更应视为战略取舍而非政策失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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